历史的回顾-徐向前回忆录28根据地建设

正当我军练兵运动进入高潮，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刻，张国焘认为，难关渡过，大局已定，扎根川北，铁板钉钉。于是，便腾出手来，开展了一场反对“右派”和“托陈取消派”的“肃反”斗争。矛头主要指向入川前在小河口会议上，公开反对过他的曾中生、余笃三等同志。旧账新翻，要报小河口的一箭之仇。

七月底，张国焘即以西北军委会主席名义，公布了一道命令。内称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，免去西北军委参谋长曾中生的职务，另行分配工作，参谋长职务，由倪志亮接任。张国焘是怎样向中央请示报告的，我们不清楚。没过几天，有人告诉我，说曾中生被保卫局关起来了。我异常吃惊，赶紧去问陈昌浩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啦Y”陈昌浩很激动，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、王振华、朱光、杨白；赵箴吾等，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，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，现在查清，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“托陈取消派”。曾中生和他们团在一起，搞非组织活动。他的问题严重，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，进行审查。陈昌浩向我打招呼：“向前同志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不要过问这些事。”我说，“别人历史上的问题，我不清楚，不敢打包票，但中生同志我们大家都了解他，中央也了解他，有话慢慢说嘛，关起来总不合适吧!”陈昌浩说：“不会关多久的，搞清问题就放他，放心好了。”我就没有再说什么，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。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件事情，很可能同小河口会议有关。因为曾中生他们在会上尖锐批评过张国焘，他耿耿于怀，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。

接着，张国焘在通江召开领导机关党团活动分子会议，由陈昌浩报告“肃反”问题。中心内容是“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”。绘声绘色，并且点了曾中生、余笃三等七、八个同志的名。这时，话就说的更吓人了，什么“阴谋活动”、“反革命先锋”、“投降敌人”、“推翻党的领导”、“派侦探和敌人接头”……帽子一大堆。张国焘的讲话，调门同陈昌浩是一致的。说什么“右派与托陈派、改组派、AB团、第三党联合起来，形成小组织的活动”，要大家“背靠背与敌人作殊死战，反对右派这种反革命组织作用”。

他们罗织曾中生等同志的具体“罪状”，有下列几条：

第一，主张“红军不应离开鄂豫皖，应分散游击”，乃是企图“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”。

其实，这是黄柴畈会议上的一种意见。据我所知，曾中生并不支持这种意见，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，同意暂时跳到外线，伺机打回根据地去。把主张“分散游击”的罪名扣到他头上，毫无事实根据。而且，“跳到外线”或“分散游击”，是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，根本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。主张“分散游击”的同志，出发点也是想保存革命力量，争取挽回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败局的。将军事行动方针上的不同意见，说成是有意“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”，真是耸人听闻！张国焘本人，就在漫川关突围前夕，提出过化整为零、分散游击的意见，又当作何解释?

第二，西征途中，提出“到哪里去”的问题，主张“回鄂豫皖”，计划派人去中央反映情况，乃是“根本取消革命，要我们向敌人投降”；“公开组织开小差”。

我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跳出外线后，在强大敌人围追堵截下，未能实现原来的战略企图，被迫西征转战。今天转到这里，明天转到那里，一时找不到立脚之地。“到哪里去”的疑问，普遍存在于军中，高级干部也不例外。有些同志主张打回鄂豫皖去，更不奇怪。因为我们起初有这样的计划，且向干部传达过。西进途中，中央来了电报，也要我们打回去，只不过是当时敌情严重，行不通罢了。主张打回鄂豫皖根据地去，能同“取消革命”、“投降敌人”划等号吗？

中生他们对西征转战有疑虑，对张国焘有意见，的确酝酿过派人去中央告状的问题。我后来得知，参加酝酿的高级干部有：曾中生、余笃三、旷继勋、张琴秋、傅锤、朱光、王振华、杨白、吴展等。此事因张琴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，希望他支持，而被陈揭露出来。我认为，在紧急、危险的转战关头，这样搞是不恰当的。但是，说他们“公开组织开小差”，显而易见，也是无限上纲的做法。

第四，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“个人独裁”、“军阀投机”、“家长制度”，乃是以“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”，“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”。

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。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搞家长制统治的人，十个有十个爱吹不爱批，视批评意见如洪水猛兽，极尽压制打击之能事。人的嘴巴是锁不住的。你不讲民主，称王称霸，不准人家议论，办不到。张国焘搞家长制统治，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中生他们对此不满，有些议论，也是事实。背后议论过些什么，我不太清楚。但在小河口会议上，当张国焘作出愿意听取意见的姿态时，曾中．生开诚布公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那个会议我没参加，事后听说，他对张国焘的批评相当尖锐，这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。中生同志批评人历来不讲情面，激动起来，话不会那么中听。小河口会议的结果并不坏，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，领导层的团结有所加强，因而才取得了钟家沟会议决定入川的统一认识。把小河口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批评，说成是反对革命，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红军，纯系欲加之罪！

第五，提出“四川山大人稀”、“军阀太多”、“群众滑头不革命”、“红军不能创造赤区”的理论，可是“事实打了中生的嘴巴”，“中生又想把狐狸尾巴夹起来，待时而动”。

这一条，只能用“莫须有”三个字说明。

我军进军川北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，收紧阵地粉碎三路围攻，首先是领导层意志统一，行动一致，共同努力的结果。那时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忙得要命，但兴高采烈，劲头十足，上上下下，配合得不错，决心在川北立脚生根。川北是块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，没有人表示怀疑，中生他们也是这样。而且，经过小河口会议，他们对“张主席”的不满情绪，有较大的缓和。曾中生在川陕省委，旷继勋任川陕苏维埃主席，朱光在总政治部，余笃三在总经理部，张琴秋在红江县委，都是很尽职的。曾中生不仅积极主管地方工作，且关心红军的作战和建设。他专门研究了川军的作战特点，写出《与川军作战要点》一文，供红军指战员学习。字里行间，充满红军必胜、川军必败的信心。差不多就在同时，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“剿匪”总司令。针对这件事，曾中生在一篇《准备活捉刘湘》的短文中，热情奔放地写道：“田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进攻红军，结果，丢下来一万条枪，四个旅长，多个团长和成千成万的俘虏与军用品。刘湘又来了吗?好的!率(索)性将他带来的兵和将、枪和刀，一件一件的缴下，还要不让逃脱了刘湘的一条狗命!”号召大家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切切实实做好发展地方武装、扩红、瓦解敌军、扩大游击战争的工作，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。这些，难道不都是拥护在川北“创造赤区”的铁证吗?，第六，张国焘还指出，早在鄂豫皖时期，曾中生就是“一个立三主义者”。立三的“半托洛茨基的观点”，“得到了惯于军事投机的曾中生的极端拥护”，“中生曾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，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，结果助长了改组派、AB团、第三党”。

这一条，指的是鄂豫皖时期的“南下之争”，“鸡鸣河会议”和“白雀园大肃反”。谁是谁非，本书上部已有较详细地叙述，不再重复。张国焘重翻历史旧账，用意很清楚：“一石二鸟”。既打了曾中生，又敲了我和王树声、倪志亮等同志。因为我们和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，在“南下之争”中都是站在曾中生一边的，并受到教条主义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指责。谁想出来替曾中生辩护，谁就是“立三路线”、“半托洛茨基观点”、“小组织”的坚持者和维护者。

曾中生同志被捕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审讯是由张国焘亲自掌握的，别人不能过问。据说他一直正气凛然，坚持同张国焘斗争，拒不写“认罪悔过”的所谓“自首书”。一九三五年夏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，他在狱中写了封信给中央，没有送出去即落到张国焘手里。张起了杀机，将曾中生秘密杀害。这些情况，我们到延安后才弄清。

曾中生同志是个能文能武、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。他对党忠诚，待人诚恳，才思敏捷，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。鸡鸣河会议和小河口会议这两次同张国焘的斗争，虽在组织原则方面和斗争方式上有缺点，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，但瑕不掩瑜，他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，是十分可贵的。他又是一个能够经得起打击迫害和忍辱负重的人。我记得鄂豫皖时期，因南下之争，被王明一伙和张国焘批得够呛，罢掉了他的分局军委副主席和红四军政委的职务，分配去地方武装黄安独立师，当师长。他那时身患肺病，咳得厉害，体质很虚弱。面对政治打击和疾病的折磨，他毫无颓丧、失望情绪，日以继夜地工作，从而，很快使该师发展成为战斗力甚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，反第四次“围剿”时，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。七里坪恶战，他指挥在前，脚负重伤后，躺在担上随军转战到川北。在川陕边根据地，他不顾张国焘的继续打击(明的或暗的)，一心扑在根据地和红军建设上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身陷狱中，仍奋笔书就了《与“剿赤”军作战要诀》这篇重要军事著作，由西北军委会印发全军干部，人手一册，成为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。曾中生同志遇害时，年仅三十五岁。

川陕根据地的内部“肃反”，时断时续，不象鄂豫皖“白雀园大肃反”那么集中、突出。但是，遇害的同志也不少。除反三路围攻和反“托陈取消派”期间被关、被杀的一些干部外，张国焘还先后监禁过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、中央派来的干部何柳华(廖承志)，陆续杀害了参谋主任舒玉章、陕南特委书记杨珊、四川地下党派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，以及川东游击军(红三十三军)的一批骨干。川陕根据地的“肃反”，应由张国焘负主要的罪责。被害的革命同志，应受到党和人民的永远追念。